仇焕广 张祎彤 彭奎：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实践【转】
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保护方式虽然在我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效率低、资源浪费等问题,且无法突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根本矛盾。生态服务型经济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新型发展模式。在界定生态服务型经济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以社区为核心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两种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揭示了每种模式中参与主体的特征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利用典型案例分析两种模式的实践逻辑及其效果。根据社区不同的资源禀赋,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能够激活社区内部动力,有助于稳定、可持续地提高社区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推广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社区示范推广,培育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能力,构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激励机制。
生态服务型经济; 生态保护; 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祎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彭奎，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博士、研究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民福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继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思想层面，与经济思想、外交思想、强军思想等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属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主的被动的生态保护方式，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力[2]。据财政部最新资料显示，2020年中央对地方提前下达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高达662.17亿元[3]。此外，一些资金被用于传统的开发领域，或者成为直接救济式的补贴，没有建立起与生态保护挂钩的激励机制和正反馈机制。这种来自社区1外部的经济激励存在挤出内部机制的负面效应，不利于生态保护的长期可持续。为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突破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二是解决生态保护缺少本土社区和企业等社会主体参与的问题。
生态服务型经济作为一种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自2011年以来开始在我国青海、四川等地试点推广[4]。该模式强调社会多主体参与生态保护，政府在其中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各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5]。目前，在我国内蒙古草原沙化地区、四川丹巴县、大熊猫国家公园、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宁夏西海固深度贫困地区等地已经开始积极探索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方式，并在当地居民增收与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与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实践推广相比，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近年来，学者们虽然关注到生态与经济的矛盾问题，但大多数是从生态补偿、协议保护机制的经验与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少数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效果。国内最早的生态服务型经济理论是针对破解山区经济与生态的矛盾及城乡一体化难题而提出的，即由生产者提供生态产品，在市场上交易以满足消费者的生态需求，再将通过交易生态产品获得的收益部分用于当地环境保护[6]。其后，冯晓龙等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以协议保护为基础的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作了进一步的提炼总结[4]。然而，从现有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实践来看，协议保护并不是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界对于普适性的生态服务型经济还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基于此，本文总结了当前生态服务型经济实践的理论、模式以及不同模式的适用条件，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实践经验，从而为解决更广大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一、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基本内涵
生态服务型经济是与政府提供转移支付这种“输血式”生态保护方式以及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传统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种“造血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具体而言，是以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友好型产品或生态服务为支撑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是生态服务型经济的根本目标。现有的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较好地兼顾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保护往往处于此消彼长的矛盾状态。部分地区为了经济发展过度开发当地生态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也存在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拥有丰富的生物物种和旅游资源，但因为保护压力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发展能力明显不足。生态服务型经济立足于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的统一，对于过度开发区域，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恢复生态环境，巩固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物质基础和空间载体；对于生态资源丰富而经济水平落后的区域，则充分利用生态资源，提升生态经济发展能力。
第二，多主体参与是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基础。与政府主导的以转移支付为主的生态保护方式相区别，生态服务型经济注重多主体发挥自身力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首先，政府为社区项目生态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与激励；其次，社区成为生态保护的主要受益者，社区居民积极承担生态保护责任，使社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农户，形成良性循环；再次，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与帮助，并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估；最后，企业的资金与项目支持为生态经济发展服务，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增长点。
第三，生态资源价值市场化是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手段。从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的转化，需要通过价值化和市场化来实现[7]。社区依赖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发展社区经济，让社区居民从保护生态中受益，提高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激励居民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与适用条件
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关利益主体众多、影响复杂、涉及面广，在现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按照生态服务型经济不同模式核心主体划分，可分为以社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一）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
1．参与主体及其特征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强调社区参与，其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内居民、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
(1）社区内居民。社区内居民是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最关键的群体，是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区内居民既享受生产生态产品带来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要承担保护社区生态环境的责任。社区及其居民作为社区资源所有权的主体，理应成为发展社区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中最关键的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与利润分配[8]，其他利益相关者则需要紧紧围绕社区及内部居民而作出决策。社区居民利用社区内的生态资源优势，包括旅游资源以及生态附加值等，销售给社区外居民，或者吸引社区外居民前来消费，以实现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社区内居民是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主力军，是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的中坚力量。
(2）中央及地方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主要承担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对于极度贫困地区，中央及地方政府可提供部分资金作为社区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的启动资金，资金来源于社区外居民的税收，可以看作对社区内生态资源正外部性的一种支付机制（如生态补偿）。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为生态服务型经济建立制度保障，保证该模式的有序运行。地方政府可以为社区内发展的经济项目提供一定的优惠支持，扶持生态服务产业，同时向社区外居民推广社区内的生态服务，催生生态服务经济市场。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是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引领者与保障者。
(3）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主要发挥着技术支持、监督与协调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桥梁作用。社会组织借助自身能够利用有限资源撬动更多社会资源的优势，一方面为社区居民的生态服务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培训和资金支持，提高社区内居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以更专业的方式提供生态服务；另一方面为社区居民拓展市场渠道，引入外部资金和其他资源，推动经济和生态环境共同发展。因此，社会组织是生态服务型经济中协助社区和政府解决困难、实现经济发展的优秀伙伴。
2．运行机制
社区既是发展社区经济的主体，又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主体。具体而言，其运行机制主要围绕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社区与社区外市场之间的互动展开（见图1，下页）。
图1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
(1）社区与政府。政府对社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央及省级政府为生态服务型经济建立制度保障，界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责任和利益，保证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能够有序运行。第二，对于经济发展有困难的地区，中央及省级政府可先为其提供一部分引导资金作为项目启动经费，鼓励社区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第三，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对社区内发展的生态经济项目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资源帮助推广社区内生产的生态产品，提高其知名度并扩大销路。社区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依靠社区内部的自然资源与人才禀赋，利用政府的引导资金，提高自身的生态经济服务技能，开发有利于社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项目。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合作组织，由社区内居民承担项目工作，如生产生态产品或提供生态旅游服务等，达到提高社区居民收入、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
(2）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对社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例如，为社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技能培训，引入资金和人才，提升管理和运行能力，搭建社区与外部市场的连接桥梁，拓展生态产品的市场渠道，吸引社区外的居民认可和消费生态产品，从而带动社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第二，社会组织独立或与政府等利益相关方联合，对社区及其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监督和督促居民正确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建立激励机制，对在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中表现优异的居民进行奖励，以示范和引导更多社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区要接受专业社会组织的监督，针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有关生态保护的问题要及时处理，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社区与社区外部市场。社区内居民作为生产者，对社区外消费者、中间商和政府等市场需求主体主要起到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的作用。社区居民利用社区内的资源，经过加工形成社区外政府和居民需要的产品，流入消费市场。社区外政府和居民是生态产品的消费者。一般而言，在空间上，社区外的政府和居民在其活动范围之内经济较为发达，但优质的生态产品较为稀缺，对生态产品和服务需求较高。因此，通过消费市场向社区购买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可满足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由社区外的政府和居民购买生态产品或者享受生态服务，为社区内的生态经济项目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反馈，这部分收入将作为社区内发展生态经济的主要资金来源，使社区获得发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更大动力，从而促进生态经济市场的繁荣。
3．适用条件
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适用于拥有自然资源、人才资源潜力的社区。社区内拥有的自然资源是社区居民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基础，社区内拥有的人才资源则是社区居民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条件。具体而言，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以社区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社区内人才资源通过整合社区内自然资源，将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生态价值，其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同时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社区内经济。在发展社区经济后，更有动力投入到社区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中，以实现更大的保护价值。
（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
1．参与主体及其特征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托社会企业在管理、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用创新性的思维和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该模式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社会企业、社区内居民、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
(1）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其与普通企业不同，它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2。社会企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使命，又有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职责。其具有的资金、管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是其处于该模式核心地位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社区，社区内居民无法通过自身资源和能力发展经济。社会企业的进入可以弥补社区内资金、管理、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不足。在社区前期经济发展中，社会企业发挥核心作用，支持社区居民开展环境保护，在社区内部建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正反馈机制。二是社会企业在弥补公共部门提供服务能力不足和私人部门造成社会公益“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特点决定了无法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服务。因此，引入社会企业能够借助市场的力量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有效带动社区内经济发展并实现环境保护。
(2）社区内居民。社区内居民需要与社会企业合作推动社区经济发展，同时又有保护社区生态环境的职责。一方面，社区内居民借助社会企业发展社区经济。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社区内居民往往无法依靠自身资源、能力独立开展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活动，因此，他们需要外部的“推力”。另一方面，社区内居民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他们是社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但他们只有在得到理解、支持、尊重后才能在家乡安居乐业，并传承自然和文化遗产，而非被迫离开家乡去谋求生计。因此，借助外部社会企业的力量，社区内居民能够成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高效追随者。
(3）中央及地方政府。政府具有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一方面，政府需要推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政府严格监督社区外部的社会企业，审查其是否能够正确有效地帮助社区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职责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生态环境，为社会企业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等，帮助其降低风险，使其成长壮大，从而与社区共同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4）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对整个经济机制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社会组织在协助政府制定政策、把握保护目标、社区组织构建及能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组织是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守护者和润滑剂。
2．运行机制
社会企业与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它兼具企业运营特性与非营利组织属性[10]。实践证明，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需要注意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持续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借助外部动力带动当地社区发展。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运行机制主要围绕社会企业与社区内居民、社会企业与政府、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展开（见图2，下页）。
图2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
(1）社会企业与社区内居民。社会企业对社区内居民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带领社区内居民发展社区经济。社会企业具有企业运营属性，作为与市场经济接触较多的主体，它了解顾客的特点与需求，能够为社区内居民提供有效信息和发展路径，甚至是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二是培育强化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和保护动力。通过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社区自然生态文化结合，促成更科学合理的社区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社区居民对社会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为社会企业提供发展社区经济的文化资源。社区文化根植于每个社区居民心中，社区居民是社区文化最好的承载者，通过社区居民挖掘社区特色有利于发展社区经济，促进社会企业的成长。二是为社会企业实现环境保护使命提供群众基础。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社区居民息息相关，社区居民是最好的环境保护践行者。
(2）社会企业与政府。社会企业对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协助政府完成“造血式”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与以政府为主导的“输血式”环境保护不同，社会企业利用市场手段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以环境带发展，以发展促环境，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因政府层级而异。于中央及省级政府而言，主要为社会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激励，使其有空间发展壮大，在社区扶贫和环境保护中带来最大效益。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而言，主要是为社会企业提供支持和认可。社会企业只有融入社区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而社会企业的融入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
(3）社会企业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对社会企业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向社会企业传授环境保护模式和经验。社会组织依托于自身环境保护的技术优势，为社会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等支持，提高社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保障社会企业的公益目标。二是发挥对社会企业的协调和监督作用。社会组织作为主要协调和监督方，组织协调政府、社区和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并定期对社会企业的活动、社区保护生态环境和社区发展的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估，重点考察经济和保护活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及环境质量等方面的影响和效果。
(4）社会企业与社区外部消费者。社会企业通过市场将社区内居民提供的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与社区外消费者对接。通过销售生态产品与服务的盈利保障社会企业的运营，并支持社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区外居民通过社会企业了解到社区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为满足自身需求购买社区内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实现外部对社区生态保护价值的转移支付。
3．适用条件
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适用于拥有自然资源，但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社区。社区内拥有自然资源说明社区具有将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转化为生态价值的基础条件。但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则说明社区内缺乏人才或信息资源，无法依靠内生动力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因此需要外部的力量作为引导和助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社会企业可发挥其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社会企业的参与对于社区内居民能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指引并带领当地社区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
（三）两种模式的对比分析
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成了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两种发展模式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
两种发展模式的共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发展目标相同，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服务型经济的目标就是借助环境获得发展，同时在发展中进一步保护环境，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第二，最终发展状态相同，最终都由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体。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中，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始终是社区内部人员。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中，虽然最初由社会企业负责运营，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社会企业会帮助社区居民提升其参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能力，当社区具备自主经营的条件时，社会企业即实现了自身的使命，就会退出项目，将经营项目交还社区，社区则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经济并保护生态环境。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所处外部环境不同。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社区拥有自然资源与人才资源，社区内部能够依靠自身能力发展，社区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当地政府或者当地能人带头，共同致力于社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则适用于拥有珍贵的生态资源，但交通不便、社区内部极端贫困的地区，它们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社区经济，因而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第二，各主体间互动机制不同。在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上，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由政府提供引导资金，支持生态服务型经济项目顺利开展。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由社会企业提供项目发展资金，政府作为监督规范社会企业行为的主体，主要提供政策帮助。在社区内部与社区外部消费者的互动上，由社区内部生产的生态产品直接交给政府或流入消费者手中；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居民们生产的生态产品由社会企业连接进入市场，再由消费者选购。
三、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以社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草原沙化治理
1．基本情况
内蒙古天然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27%，是我国最大的草场和天然牧场，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随着气候干旱及人为活动对草原的影响，草原沙化和退化日趋严重。2011年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将“草原社区协议保护”首次引入内蒙古草原，鼓励政府和牧民签订草原管护协议，利用生物物理综合治沙和围栏封育相结合的措施，治理草原沙化区域，恢复草原植被。项目实施地点在乌力吉图嘎查，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北部，属半荒漠草原，亩产可食性饲草25.26公斤，盛产乌冉克羊。乌冉克羊体长个大、抗寒能力强、出肉率高、肉质鲜嫩无膻味，是有较高知名度的羊肉佳品。由于近年来气候干旱和人为影响，乌力吉图草原退化面积达18万亩，沙化面积达20万亩。草原社区协议保护项目以社区合作社为载体，扶持牧民联合发展规模化养殖及饲草料种植技术，以期在保护草原的同时，改善牧民的经济状况。
2．运行逻辑
草原社区协议保护项目主要是由社区内单户经营的牧民们建立合作社，从政府获得草原保护“授权”，种植柠条治理土地沙化，并将柠条作为牲畜精饲料，节约养殖成本，实现社区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目标。社区中牧民起主导作用，后期的维护和管理也由牧户负责。此外，社区、社会组织也与牧民们合作，项目还得到了盟级和旗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1）社区：提供生态产品并治理草原沙化。乌力吉图嘎查社区主要负责生产生态产品，并承担治理草原沙化的责任。在嘎查党支部书记特木勒的带领下，几户牧户联合成立了“阿巴嘎旗乌力吉图肉羊育肥养殖专业合作社”，以牲畜入股，联合进行乌冉克羊的育肥和销售。示范牧户需要提供种植柠条所需要雇用的劳力，还需要自己配套必要的网围栏设施，围封和自我管理项目区域。柠条成熟后，需要定期收割，配置所需饲料。合作社购入割草机、粉碎机、压块机等，聘请专家根据乌冉克羊的体质配置优质饲料，补充乌冉克羊体内缺乏的营养物质，减少成羊的出栏时间，增加其肉质的鲜美程度，扩大其销售市场。社区内部通过肉羊育肥养殖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社区提供生态产品并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
(2）社会组织：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技术培训和监督工作。社会组织在整个项目实施过程中，为草原沙化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与监督。项目运行之初，社会组织设计项目框架，并与研究性机构、盟政府和旗政府开展技术合作，对项目的实施给予技术指导，与专家一起选购柠条苗木，负责运送到当地并分配给示范户。同时，邀请阿旗林业局的技术专家亲赴现场指导柠条栽植技术，对牧民进行沙化治理和养殖能力培训。此外，社会组织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项目实施两个月后，社会组织赴乌力吉图嘎查检查柠条的成活状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框架设计引入专业知识，对当地牧民进行技术培训，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助推社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3）当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阿巴嘎旗政府为项目的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并对该项目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帮助。为保障项目运行，阿巴嘎旗政府配套投资近50万元治理草原沙化，扩大沙化治理面积，以保证基本遏制沙化蔓延。由此可见，当地政府为当地社区提供的资金支持是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保障。
3. 实践效果
(1）经济效益。该项目种植的柠条营养价值高，为牧民节省了饲料成本。柠条的枝叶与种子均可经过加工作为牧区饲料，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多发期，柠条更是作为一种主要的饲草饲料，解决了牧区饲料的短缺问题。生长5年以上的柠条草场，其可食的枝叶部分折合成干草为200公斤/亩。乌力吉图嘎查主要养殖乌冉克羊，一亩柠条就可以养殖1头羊，可作为冬季主要牧草来源。据统计，如果冬季有500头羊存栏，需花费10万元购买牧草。如果种植200亩柠条，每年就可喂养200头羊。如果只作为冬春季饲料，再添加其他一些辅料，则可喂养约500头，每年至少为牧民节省10万元左右。
(2）生态效益。该项目经过4年的实践，使社区退化的草原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由于柠条是固沙植物，可以减少大风对土壤的侵蚀，减缓沙子对周围草地的掩埋，因而使被植被群落得以重建，沙化草地健康得以恢复。乌力吉图嘎查社区通过种植柠条，带动全村牧户科学治理沙化草原，走出了一条生态恢复、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道路。截至2015年底，项目共治理沙地约1700亩，扭转了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
（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森林学校
1．基本情况
森林学校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该地具有鲜明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经济特点。第一，中路乡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森林学校距丹巴县城12公里，是独具特色的交融藏羌文化的原生型文化村落。第二，中路乡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且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墨尔多山位于自然保护区试验区，自然资源被限制利用。虽然墨尔多山能够吸引游客，但由于可体验内容缺乏，游客停留时间短暂，通过旅游为社区居民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同时，由于社区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适当的开发自然资源使得环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经济的落后也导致当地传统文化的消失和年轻人的流失，使社区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为解决中路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作为社会企业的登龙云合在当地建立了森林学校，并决定经营该社区30年。森林学校通过建立环境教育与社区发展中心的模式，在向社区内外部居民推行环境教育的同时，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最终达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平衡的目标，形成了“环境教育+社区发展中心”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模式。
2．运行逻辑
(1）社会企业：建立森林学校并为社区持续注入活力。社会企业作为核心力量主要发挥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建立森林学校。登龙云合在中路乡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调研工作，在全面了解保护区内社区的发展困境后，决定在当地建立一座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森林学校。森林学校成为藏区第一个研学旅行基地和藏区乡村建筑改造的实验平台。第二，为社区设计发展项目。登龙云合立足社区自然资源、风俗文化特色，开展包括改造建筑、研学旅行在内的发展项目。一是改造建筑。考虑到藏区气候具有日照时间长、辐射强、昼夜温差大等特征，以及社区居民居住分散，供电供热、排污处理和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在保持藏式民居风貌的前提下，登龙云合着力解决采光、通风、保温和采暖等问题；同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使传统民居成为低碳环保的绿色建筑，进而改善村落整体的生态环境。其具体做法包括：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建造学校主体，使用垃圾处理、净水装置等。二是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登龙云合依据社区自然文化特色开展包括“漫步云端藏寨”、“疯狂玉米节”丰收节日游学、中英志愿者共建生态旱厕等多种原创主题研学活动。第三，为森林学校做宣传推广。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独家海外旅游推广代表，登龙云合利用其信息和市场优势，多次将丹巴县的旅游资源向世界推广，并利用州政府旅游公众号和自身公众号发布森林学校相关介绍。截至2017年，登龙云合已经进行21次主题宣讲，拥有5000多人次听众，发布68条网络帖子，获得60 000人次的阅读量。
(2）社区发展中心：在帮助居民实现就业的同时尝试保护环境。社区发展中心由社区居民组成，是社区居民利益的代表，其主要发挥四个作用：第一，锻炼社区独立发展能力。目前森林学校被租下30年，等到社区能独立经营时就改变发展模式，登龙云合便将森林学校交还给社区。若要独立经营，社区能力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成立社区发展中心的目的就是通过该平台锻炼社区独立发展的能力。第二，组织社区居民加入森林学校工作。森林学校中校舍的改建全部聘用当地工匠，来参加森林学校活动的研学旅行者也全部分派到各家民宿，并通过深入的生态旅行活动设计，让更多村民参与其中提供服务。除此之外，还推动成立了丹巴县第一个以生态旅游为主的农旅合作社，并继续帮助合作社完善管理机制，让在地旅游从过去农户个体的自发参与，升级为有组织、有管理的集体参与。第三，为社区居民提供培训。社区发展中心定期为村民组织生态旅游培训、村落自然导赏培训与在地餐饮培训，并重点培养大学毕业后返乡的年轻人。第四，鼓励社区居民保护环境。登龙云合选择性地让承诺保护水源、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对土地友善的村民优先进入合作社分享经济收益。
(3）当地政府：为森林学校的发展提供支持。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是森林学校顺利发展的保障。2018年12月，森林学校获得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授牌，正式成为四川省森林自然教育基地。中路乡也被纳入甘孜藏族自治州乡村振兴项目试点，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同时，教育部门与森林学校共同研发校园课程，让自然艺术、生态保护等内容进入义务教育体系。
(4）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监督社会企业并支持社区发展。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企业进行监督和协调、对社区居民给予帮助指导上。一方面，社会组织对社会企业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起监督作用，协调森林学校和社区发展中心之间的关系，并邀请各领域专家前来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多年发展经验，给予社区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提高社区自身发展能力，并监督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志愿者的参与使森林学校获得了持续的活力。截至2017年10月，登龙云合已组织5次志愿者活动，有200多名外界志愿者与100多名村民志愿参与。他们共同修复了村里的水磨，修建了生态旱厕，设计了云端图书馆，并尝试融合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创作。除此之外，登龙云合还联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发了包括户外教育、自然艺术、自然科学和社区共建等在内的主题课程。
3．实践效果
(1）经济效益。森林学校为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尽量让经济利益流向当地村民。在森林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中，注重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在校舍进行现代化改建时，聘请了45位当地工匠参与，让他们收获薪酬的同时，也有了与优秀的设计师们交流学习的机会。此外，每次举办研学旅行时，森林学校都会将参与者全部分派到各家民宿，并通过深入的生态旅行活动设计，让更多村民参与其中提供服务。据统计，森林学校吸引了来自全球四大洲的访客，将访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至5天，最长的达到10天。截至2019年11月，森林学校通过招募来自国内外的学生，累计为村民创收400多万元、创造了1000多个就业机会。
(2）生态效益。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森林学校对当地的生态保护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在与访客的接触和交流中，当地人重拾了文化自信，对于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有所提升。利用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传统民居改造成为低碳环保的绿色建筑，例如生态旱厕等，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带动其他村民按照生态标准，从事生态旅游服务，从而改善了村落整体的生态环境。
四、生态服务型经济的发展策略
生态服务型经济能够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较于其他发展模式而言，以社区为核心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有以下优势：第一，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扶持在生态保护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政府支持进行生态保护建设又会给政府造成较大的财政负担。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引入市场资金，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政府监管的前提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对于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凝聚社区、社会企业等多个主体的力量。社区是生态退化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受益者，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注重激发社区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使社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农户，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企业的资金与项目支持也为生态经济发展服务，转变了政府作为生态保护的单一角色，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最具活力的新经济增长点。第三，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为社区注入内生动力。在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带动社区发展的主体是社区内部人员，先由有能力的社区内部人员指导社区居民，使社区中大部分居民掌握发展社区经济的能力。而在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虽然社区本身缺乏推动发展的内部动力，但是外来的社会企业可以为社区提供资金、信息与技术支持，通过培养社区居民发展技能，为社区注入后续独立发展的内生动力。
目前以社区和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两种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第一，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未能为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仅有一些国家层面针对环境保护和社区共管原则性的规定，缺乏专门针对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规定，无法为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实践提供很好的制度保障。第二，对于以社区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还存在社区集体力量薄弱、社区公众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问题，以致部分社区能人难以带动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开展生态服务型经济项目。第三，对于以社会企业为核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模式，目前国家对于社会企业的重视和扶持不够，生态服务市场尚未形成，未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社会企业健康成长的环境尚未完全成熟，成功带领社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目标的社会企业不多。
为了更广泛地推广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生态服务型经济作为一项近年来逐步投入实践的经济发展模式，若要进一步扩大推广范围，还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一要引导和鼓励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广，建立市场保障机制，为社区生态产品与服务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二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社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职责、利益的划分与平衡、冲突如何解决等，使各方利益相关主体明晰自身的权责关系，避免出现多头领导、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保障生态服务型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加强社区示范的推广。选择2—3个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模范社区进行宣传，让更多社区了解生态服务型经济这一模式为社区带来的变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社区居民传统的观念。同时，可以组织部分社区居民与附近的模范社区开展交流与学习活动，使社区内的居民自觉学习模范社区的先进经验，推动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培育社区居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的能力。对社区居民进行多方面、多渠道的环境教育，使社区居民认识到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使其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并建立起“金山银山”对“绿水青山”的反哺机制，避免社区公众陷入过于重视社区经济发展而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陷阱。
第四，构建生态服务型经济的激励机制。一要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监管制度，强化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和监管行为，为社区发展生态服务项目提供经济支持与环境保障；二要对社区生态保护效果好的主体给予奖励，对于利用政府扶持资金牟利的主体予以严格惩罚，从而调动社区与社会企业的积极性，使社会资本得到充分利用。
——END
编者注：
本文转自：仇焕广,张祎彤,彭奎.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实践[J].改革,2020(08):18-29.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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